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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经济将往何处去

2018-07-22 19:49 [28365365打不开] 来源于:网络整理
导读:中华机械网提供经济,市场分析等各方面内容,是商人获得经济,市场分析的最佳网络平台。

    今后五年要做些什么、达到什么目标、怎么分阶段地做都很明确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郭献文 胡作华

  浙江还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自发的民营经济和传统的“浙江制造”包打天下?

  沿着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标本兼治、保稳促调”和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两大战略思路,未来浙江的发展模式将会呈现什么样的特征?

  中小企业大省优化方向

  2009年5月26日,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在上海举行了“大飞机”机体供应商理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来自杭州的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是9家供应商中唯一的民营企业。此前,为推动这家企业参与投标,浙江省、杭州市两级政府专门召开了项目推进会,提供配套优惠政策支持企业进行相关研发工作。

  挤进国家级的大战略、大项目,正是中小企业大省浙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大契机。

  “浙江不能老是停留在‘散’和‘小’的层面。”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建平说,“一遇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的中小企业是浙江经济的特色所在,它们创造了全省80%的GDP、84%的出口、90%的就业,但是中小企业有抵御危机能力弱、波动性强、盈利能力不高等弊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也暴露无遗。

  浙江明确“标本兼治、保稳促调”的战略后,立即启动了一手抓加快促进中小企业创业创新转型发展,一手抓提高产业集中度、发展大企业大项目的“两手抓”工程。浙江省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戴以村说,目前全省正在制定11个产业的转型升级规划,其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重点突破与发挥特色优势相结合,着力培育一批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和重点产业集群,在产品研发、装备水平、经营管理上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石化产业为例,浙江省明确新建石化项目须进入宁波、温(州)台(州)沿海两个产业基地和相关园区,现有企业也将限期迁入石化园区或产业集聚区。台州市路桥区黄礁涂计划建设一个炼化项目,规划一期产能将达每年炼油2000万吨、销售收入1000亿元的规模。台州市委书记陈铁雄说,目前项目前期相关的科研报告、产品工程规划以及环评已在完成编制工作,争取在2013年投产。

  今年9月,浙江省政府首次排定了146家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名单并举行隆重的授牌仪式。入选“抓大”名单的企业涵盖了装备制造业、汽车行业、电子信息行业、轻工食品行业等12个行业门类,万向集团、吉利集团、西子联合等浙江知名民营企业均位列其中。

  浙江做“大”企业规模的另一条思路是对接“中国企业500强”。去年下半年,浙江省政府主动把浙江最大水泥企业三狮集团的国有股权整体转让给中国建材集团,后者旗下的南方水泥借机进一步整合了浙江多家水泥企业。三狮集团董事长姚季鑫说,目前浙江水泥业已在国内率先淘汰了落后产能,实现从技术调整向结构调整过渡,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

  “双轮驱动”框架

  今年3月,来自萧山的浙江华欣控股集团在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的首届中国绿色产业经济论坛上被评为“中国节能减排十大功勋企业”。这家企业将化纤工艺中的纺丝、上浆、染色三道流程合并为一道,可以不需染色而直接生产出多达数千种色彩的纤维长丝和绣花线,每吨产品可以帮助下游企业节省染色所需的电能11000度、节水232吨。

  “浙江传统块状经济的优势其实就是制造业的优势,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也就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过程。”兰建平说,先进制造业的竞争力,一是体现在轻纺、机械等传统产业的创新、升级上面,二是体现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上面,浙江必须加快培育一批迎合世界技术革命浪潮的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省长吕祖善多次指出,浙江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须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制造业“双轮驱动”、融合发展的路子。这意味着浙江必须在既有制造业基础上扬长避短,切实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上迈出更大的步子,同时要努力推进工业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联动发展。

  “制造业提升过程中本身会分离出现代服务业,而现代产业集群的形成也需要现代服务业的支撑。”兰建平说,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将是“共生共荣”关系。

  目前,浙江各地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块状经济特色,纷纷出台了扶持政策和安排引导资金,加快培育现代服务业主体。杭州市提出“服务业优先”战略,力争到2012年使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0%左右。金华——义乌全力打造现代物流枢纽,一些国际快递巨头已全面入驻,城市配送物流、航空物流和物流公共平台运营商的现代物流网已初具规模。

  前不久,位于浙西临安的青山湖科技城概念性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启动,浙江力争用5年时间,聚焦、引进若干家国内先进的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检测中心。此前,浙江已经成功引进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等机构,形成了一批高起点的创新服务平台。

  “上山”和“入海”

  今年5月,舟山市与浙江大学签署了共建“海上浙江”示范基地协议。舟山市以“零租金”的形式,将一座陆域面积为2.34平方公里的小岛提供给浙大用以开展科技示范岛建设。双方力争通过5至10年的努力,共同建设一个战略清晰、海洋经济发达、海洋生态环境优良的“海洋综合开发实验区”。

  浙江拥有26万平方公里海域,是其陆域面积的2.6倍,拥有海岸线6500公里,占全国的1/5,拥有较好的港航工业、临港工业基础。浙江大学校长杨卫说,“海上浙江”的战略研究,将涵盖船舶与港航工程、传统海洋产业升级改造、新兴海洋产业培育、海岛开发科技示范、海洋文化建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科技人才支撑体系等多个领域。

  在发展环杭州湾、温(州)台(州)沿海、金(华)衢(州)丽(水)高速沿线三大产业带的基础上,浙江正在掀起一轮“上山”、“入海”运动,构筑新的发展平台。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陈一新说,浙江正考虑以丰富的滩涂资源为基础,集中建设杭州江东地区、绍兴滨海地区、三门湾、台州湾、温州湾等沿海大平台,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拓展新空间。

  浙江山区面积占全省的70%,浙江省林业厅一位负责人说,浙江省政府已明确提出“山上浙江”的概念,要在加大生态建设的同时,加大山区开发投入。浙江拥有1000多万亩竹林,现在平均亩产仅为几百元,高的达到3万多元,可见增长空间之大。

  “大浙江”要有大配套

  2009年8月,浙江省发改委正式编制发布《浙江省债券市场发展规划(2008-2012)》,这是浙江第一个债券市场发展规划,也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债券市场发展规划。相关部门认为,该规划的编制发布对于促进浙江债券市场发展、优化浙江金融结构、推动浙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前,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已经发布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若干意见,表示将推动组建一批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力争到2012年末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管理的社会资金规模达到500亿元以上。“优化融资结构对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至关重要。”兰建平说,发展“大浙江”需要有金融、环境、资源等各类要素“大配套”。

  绍兴县大型纺织企业天圣控股负责人孙永根表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当地纺织业都不会向其他地方转移,“绍兴纺织”的品牌将会延续下去。理由之一是绍兴县在几年前就建成了全县统一的污水处理系统,目前全县日污水处理能力达到70万吨。

  “政府提前规划可持续发展的平台,让企业看到了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孙永根表示。

  前些年,浙江省为经济“高歌猛进”支付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并不小,如今,全省上下对于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格外深刻。“浙江现有产业结构高污染、高消耗状况仍未完全改观,要改变这种经济结构需要时间,但是环保也可以成为一种优化发展的动力,可以利用环保机制来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浙江省环保厅厅长徐震说。

  “以前浙江经济发展有资源、环境、市场、制度政策的空间,如今这些空间都在趋窄。”兰建平说,浙江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其“保障”又在哪里?根本上还在于创新,在于从资源利用方式、企业生产和发展模式、制度体系的全方位创新。为此,本届浙江省委明确提出了“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

  “目前浙江省制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中,今后五年要做些什么、达到什么目标、怎么分阶段地做都已很明确,只要确保落实,五年以后浙江将率先建成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兰建平说,浙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轨迹。□

《瞭望》文章:全新模式走出去:重塑“浙江制造”

  从出口产品到“输出”企业,再到“输出”产业集群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郭献文 胡作华

  外需萎缩影响下,以一般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的浙江,遭遇的国外壁垒明显超过周边省份的加工贸易出口。

  尽管当前浙江进出口“双降”局面未见根本改观,但记者发现,这个省出口产品结构和外贸增长方式已显现出加速调整与转变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由单纯依赖中介出口转向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加大力度打造品牌,扩大自主出口,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开始率先尝试从出口产品向“输出”企业、再到“输出”产业集群的战略转型。

  这种全新模式的“走出去”,不仅有助于浙江外贸突破贸易壁垒,为企业趟出了金融危机中的“掘金路”,也促进了出口方与进口方的合作共赢,为“浙江制造”乃至“中国制造”塑造了新的国际形象。

  出口企业“用工荒”

  宁波、温州等地的劳动力市场,确实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7月份以来,宁波市人力资源市场招聘洽谈会几乎场场爆满,到8月底,已举行16场洽谈会,提供岗位24467个,平均每场1529个,比二季度增加了34%。

  “下半年出口订单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0%,有点出乎意料,企业的员工储备明显不足。”温州阔帅服饰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陈爱民说,公司新增的一条西服生产线缺少工人250多人,造成整条流水线无法开工,休闲服那边也缺两个班组,大概50个人的样子。

  “在外贸总体形势尚未回暖的情况下出现企业景气度回升,说明我们的危机‘突围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建平说。浙江省外贸总量大,2008年进出口总额达2111亿美元,其中出口占全国10%,其市场变动迹象向来为业内所关注。

  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项中,出口至今仍是浙江经济不确定因素最多的一块。从去年11月出现进出口月度同比双双下降,连续10个月浙江外贸仍没有走出这一通道。今年8月,浙江实现进口47.3亿美元、出口120.8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1.7%和18.7%。

  杭州海关分析人员表示,虽然进出口走势仍处于下降通道,但浙江外贸在下降中表现出了特有“韧性”,即市场调适能力。一个积极的变化是,从6月份起,浙江进出口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目前几个主要外贸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为例,上半年实现出口额同比增长6.7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我们出口的产品结构以日常必需品为主。”义乌一家企业负责人说,这是“浙江制造”在特殊时期展示的竞争力之一。

  出口“三级跳”

  “我为什么没有感觉到金融危机?”

  今年以来,浙江越美集团董事长徐志明屡屡被邀请作这样的经验介绍。

  在纺织企业出口普遍大幅下滑的时候,越美集团1至5月份实现自营出口3700万美元,同比增长45%。他自信地说,下半年旺季来临以后,越美出口增幅有望达50%以上。

  徐志明的企业就是一个出口“三级跳”,即从出口产品到“输出”企业再到“输出”产业集群的外贸企业典型。上世纪90年代,他依靠中间商出口产品,一年出口额不到300万美元。2000年开始,他在尼日利亚办起了贸易公司搞批发,站稳脚根后,2004年、2006年又先后在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创办2家加工企业。去年以来,他在尼日利亚国家级保税区建立了一个境外纺织工业园区,目前有意向加入的纺织配套企业达30多家。

  “输出”企业带来的好处可多了,如既能及时了解当地市场需求,又能绕开贸易壁垒,还能规避人民币升值的风险。诸暨市外经贸局副局长楼闯说,国内纺织业在危机中表现脆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营销方式有问题,即依赖中间商出口,等于是把市场和利润都让给了人家,一打袜子才赚几分钱,危机一来生意就没法做了。

  这两年来,绍兴多家企业经历了从设立境外“窗口”到开设生产性企业,再到建立海外工业园区实现“产业集群”走出去的转变,形成了营销“窗口”、生产基地、海外园区开发联动推进的新格局。截至今年7月份,这个市累计批准设立境外投资企业623家,投资区域涉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投资7.3亿美元,其中生产性企业78家。

  “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推动绍兴从外贸大市向外贸强市跨越。”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说,去年下半年以来,虽然遭受金融危机重创,但全市出口占全省的份额逆势上扬,2008年成为了浙江首个进出口突破200亿美元的地级市,今年前7个月,绍兴已实现出口84.5亿美元。

  今年1至7月,嘉兴市累计新批境外企业(机构)16家,投资总额6547万美元,为年预期目标的131%。同样,越来越多的“走出去”企业成为带动嘉兴出口的新增长点,前7个月这个市境外企业带动出口2.4亿美元。

  “走出去”塑造国际新形象

  先行“走出去”的企业发现,如今到境外创建纺织园区,园区企业可以享受双重的优惠政策,一方面是我国商务部的“纺织企业走出去专项资金”支持,一方面可以享受所在国自由贸易区政策的相关优惠,出口产品还可以享受所在国退税奖励。

  “积极地发展‘两头在外’已经是浙江外贸的一种战略。”浙江省商务厅厅长金永辉说,一头是营销在外面,在境外建立营销机构,另一头就是研发在外面,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到海外开发新产品,不断提高产品的档次和技术含量。目前浙江省已创办了8个境外工业园,其中4个是国家级的境外工业园,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越南、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兰建平说,更重要的是,通过“走出去”创办企业或产业集群,能推动国内相关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既可以让那些闲置设备产生效益,又可以缓解国外对于中国出口“低价”倾销的指责,实现出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浙江越美集团在尼日利亚投资办厂几年来,迅速带动了当地纺织产业链的发展。由于订单应接不暇,越美集团将一部分订单给尼日利亚的农民加工,当地农户已藉此发展了4000多台织布机,一年可增收4000多万元,同时带动了当地的棉纱贸易商、花版制作商、印染企业和仓储企业等各类企业发展,获得所在国政府的好评。

  浙江外贸出口依存度达到52%,目前全省有各类出口企业3.5万家,出口产品涉及20个大类共计5300多种商品。按照2008年的统计,浙江省纺织品、服装出口额达到216亿美元,约占全国的1/4。“我们不可能全部靠出口转内销解决外贸行业出路问题。”兰建平说,扩大外贸的最终出路还是在外贸转型上。

  在危机应对中不断提升自我

  今年4月,温州4家企业联合在俄罗斯注册成立了一家进出口公司,为温州出口商品提供运输、报关等服务。“这是规范的‘白色清关’。”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谢榕芳说,以往一些温州商人对俄出口中采取委托俄方公司包办清关的服务,俗称“灰色清关”,由于报关程序不规范,给俄方提供了查封中国商品的借口。

  7月16日,浙江新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在德国成功收购世界三大自动裁床企业之一的Bullmer(奔马)和Topcut(拓卡)两家知名企业,新组建了Topcut-bullmer(拓卡奔马)公司。杰克集团董事长阮福德说,收购这两家企业,不仅可以加快自身高端自动化缝纫机的研发,还可借助其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进一步带动自身产品加速进入相关市场。

  金永辉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浙江共遭遇到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337调查等案件已达300多起,全国的70%的案件都涉及到浙江。原因跟浙江的贸易结构有关系,浙江一般贸易占全国的比重高,而贸易摩擦主要是一般贸易引起的比较多。这几年浙江“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政府、企业、行业协会都非常主动,积极地开展应对,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经济界人士认为,由于西方一些国家产能过剩比较普遍,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外需下行压力犹存、贸易保护主义升温都将是困扰我国外贸的两大难题。作为外贸大省的浙江要保持出口强势,一方面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另一方面仍要注意改善出口产品结构,致力创新自主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

  台州市为鼓励企业保市场扩大出口,积极推动出口企业申请国际产品认证,取得国际市场的通行证,保持出口竞争优势。目前当地摩托车企业已获得欧盟E-MARK认证、美国DOT认证和EPA认证等证书300多份。

  大型丝绸服装出口企业达利(中国)有限公司将扩大自主品牌建设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今年上半年公司自主品牌在美国销量上升5.31%,公司出口利润率从去年同期的2%增加到了10.9%。“我们多年前就制定了出口利润率10%的目标,没想到居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实现的。”达利执行总裁费建明说,“可见危机并不可怕,企业出口提升的潜力是无穷的。”□

 淳安县王阜乡横路村村民胡义通原先是贫困户。去年以来,县里结对干部帮他种上了2.7亩贡菊,还联系了外地老板负责包销,当年老胡的贡菊就卖出了8000元的好价钱。“政府是我们的保障。”他高兴地对记者说,今年自己又多种了1亩贡菊,到年底收入肯定超过1万元。

  这几年来,浙江既把“惠民生”作为“保增长、调结构”之外的又一工作主线,又把快速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建立健全低收入群体住房、社保等保障制度和实现城乡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均等化,作为落实“标本兼治、保稳促调”战略,提升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随着城乡一体化、公共资源均等化的大步推进,浙江城乡居民在共享发展成果的同时,也成为了扩大内需、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参与者、推动者。这种全新的探索实践,正在赋予“浙江模式”新的内涵。

  增收“安全岛”

  2009年上半年,尽管国际上的市场形势起伏不定,浙西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坑镇深村的村民们却一直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村民孙爱华说,全村通过把后山的200多亩梯田改造成茶叶基地,上半年每亩田至少增收2000元。

  为胡义通、孙爱华们提供增收保障的,是浙江去年以来新实施的两项工程:农村低收入群众奔小康工程和城镇低收入家庭增收工程。一年多来,这个省在农村地区广泛开展了产业开发帮扶行动、培训就业帮扶行动、区域协作促进行动等八大行动,针对城镇低收入家庭实施了就业创业扶持行动、社会保障扩面行动、社会慈善关爱行动三大行动,为全省低收入群体构筑了危机中的“安全岛”。

  浙江省制定的2009年度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要求,全省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2500元的低收入农户人口新增55万人以上,落实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结对帮扶资金1.5亿元以上,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特色产业发展水平有效提升,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改善。对于城镇低收入家庭,要求确保零就业家庭“出现一户、帮扶一户、解决一户”,将低保标准以内的困难群众纳入医疗救助范围。

  今年以来,浙江各地城镇开展的就业创业扶持行动进展顺利。上半年全省新增就业40.1万人,帮助17.8万名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使50%以上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农村低保家庭成员实现了就业。6月末,浙江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41%,比2008年底降低了0.08个百分点。

  “城乡发展齐头并进是浙江发展模式的特色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浙江农民人均年收入一直排名国内各省、区、市第一位。”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陈一新说,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6468元,扣除物价水平实际增长7.9%,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人均劳动报酬为16702元,同比增长6.2%。

  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承诺和探索

  就浙江省内而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仍然比较突出,根据“木桶理论”,全省实现全面小康、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达到,无疑将取决于对那些“短板”的补足程度。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广胜说,“十五”时期,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1.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4%,相差3.9个百分点,如果把城镇居民享有的隐性福利折算成收入,两者差距更大。从区域看,2006年全省人均GDP最高的市与最低的市相比,差距达3.7倍,这种差距严重影响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严重制约了社会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

  2007年6月召开的浙江省第十二届党代会上,浙江省委首次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思路,明确社会建设的核心就是改善民生,要求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2008年初,浙江省委、省政府正式出台“推进全面小康六大行动计划”,部署推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重大项目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低收入群众增收、公民权益依法保障行动计划。

  “经历了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浙江从上到下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各地发展理念均已从前些年的‘唯GDP’转变到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改善民生上来。”陈一新说。

  2008年浙江启动了全国首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宣布到2012年将为全体居民提供覆盖城乡、区域均衡、全民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去年,全省累计在81个公共建设项目上完成投资685.9亿元,完成计划任务的139.6%。

  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邵峰说,近两年浙江城乡居民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水平也在明显提高。如在国内率先实施城乡义务教育学杂费、教科书免费制度,城乡低保制度基本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平均水平已接近每人每年2000元。此外,全省已有一部分地区建立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有64万人参保、34万人领取养老金。

  让政府该做的归政府

  2008年8月25日,是杭州市民王建锋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这天,他作为符合优先定向配租条件申请家庭中的一户,分到了一套位于西湖区三墩镇的廉租房。新房一室一厅一厨一卫,40多平方米,月租金40元左右。“原先一家三口连卧室带厨房只有20个平方,现在日子是越来越好了。”王建锋说。

  截至2008年底,杭州市已累计为4000多户城市低保户提供廉租住房保障。2009年,杭州市将加快廉租住房建设进程以及廉租住房货币补贴工作力度,计划投入4.71亿元用于廉租房购置和租金补贴,新增廉租住房2900套,确保在年底前基本实现城市低保标准2倍以下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廉租住房“应保则保”。

  “对老百姓来说,住房是民生中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政府的职责在于划清与市场的界限,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陈广胜说,这两年来,浙江各级党委、政府致力于从“两头”解决好居民住房问题,一是在城市低收入群体中推广普及廉租房,一是在农村地区推动农村住房改造,基本满足农民正常住房改造建设的需求。

  在农村住房问题上,浙江省先后实施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下山脱贫”等一系列惠民工程,农民住房条件和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但规划布局不合理、建房用地不集约、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一些农户正常的建房需求得不到满足甚至仍住在危旧房中等问题依然存在。

  今年上半年,浙江又把全面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和住房建设确定为“改善民生、保稳促调”的一项战略工程,专门出台了相关补助扶持政策,要求从今年起至2012年,全省完成改造建设农村住房100万户。

  临海市江南街道上江村210户村民中已有120户实行农房改造,规划有序的全新楼房跟凌乱无序的破旧农房形成了鲜明对比。村委会主任朱贤章说,经过农房改造与村道硬化、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卫生改厕四大项目联动,如今的上江村跟县城里的社区一样整洁漂亮,村民们都说这才叫社会主义新农村。

  共享的同时成为科学发展推动者

  陈广胜说,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有效扩大内需,对浙江来说,除了增加居民收入、建立健全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外,加速推进农村城镇化,特别是农村住房建设,也是一项综合性的大战略。

  据测算,浙江农民每户建房投入在10万~20万元不等,加上配套基础设施投入,户均投入一般在25万元左右,改造建设100万户农房将直接拉动投资和消费2500亿元。

  松阳县从2008年以来累计实施28个村危旧房改造、5个整村搬迁项目,共拆除旧房3065户。副县长李炀德说,目前全县投入的改造资金已超过3亿元,创造就业机会6000多个。今年前3个月,松阳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15.6%,农村消费增长21.8%,增速首次超过城镇。

  加快农村住房改造也是促进人口集聚和土地集约利用、实现城乡间要素资源合理配置的系统工程。嘉兴市委书记陈德荣说,当前浙江发展中碰到的普遍问题是“空间”问题,现有农村的宅基地集约利用程度不高,嘉兴农村户均占地达0.96亩,同时由于分散居住,各项城市基础设施很难向这部分农村居民覆盖。推进宅基地集约化,农村社区化,就可以节约大量空间满足工业化的需要,进而带动城市化和第三产业发展。

  去年开始,嘉兴启动“两分两换”试点,即把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分开,实行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来换股、换租,以宅基地换房、换地方,使农民由散居变为集中居住,由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变成市民、社区的生活方式。通过宅基地置换,全市9个试点镇(街道)的土地节约率都在50%以上,大大缓解了当地发展中的土地要素制约瓶颈,拓展了工业功能区和现代农业的发展空间。

  嘉善县姚庄镇规划入住500户居民的首期住宅区,报名农户达到了950户。“农民心里都有一本账。”镇党委书记顾林法说,每户农户住宅置换前平均估价为18.1万元,换成镇公寓房后市值约50万元,财产性收入明显增加,这样的“置换”,既能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又能促进地方发展,农民们当然都很乐意参与。
    《瞭望》文章:放权扩权:破浪改革“深水区”

  一个地方如果能够率先启动改革推进市场化,制度创新无疑就会成为一种“优先”享受的资源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郭献文 胡作华

  “先行者”的改革探索,总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关注与思索。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的政府管理体制创新,一直被视为“浙江模式”不可或缺的内在特色。从率先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率先探索“省管县”财政体制,再到实施强县、强镇扩权,一路领先全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浙江经济奠定了体制的先发优势。

  如今在国际金融危机“倒逼”之下,浙江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已成共识,临近“深水区”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如何继续深化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浙江省推出了以普惠式“放权”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扩权强县、强镇改革,目标直指率先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全新管理体制和机制。

  “另一条腿”

  宁波市象山县“如意”眼镜店经理周青法谈起开办3家连锁店的办证经历很有感慨。18年前开第一家店,办理工商执照花了32天时间;8年前开第二家店,用了7天时间;去年底开第三家店,他到县行政服务中心只用32分钟就把工商、税务手续办妥了。“政府办事效率提高,对于推动百姓创业很重要。”周青法说。

  创建行政服务中心,是浙江推出的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重要举措之一。浙江省发改委社会体改处处长孙哲勇说,从1999年上虞市组建全国第一家行政服务中心至今,浙江省101个市、县(市、区)已全部建立行政服务中心,实行审批“一站式”服务。当前全省正在部署进一步实施职能归并改革,要求各部门将分散在各个科室的审批事项归并到一个内设机构,彻底解决审批中的“内耗”问题。

  2008年7月,杭州市在全国率先推行投资项目审批代办制,抽调了547名中青年干部担任投资项目审批代办员。到今年7月,代办员共受理代办项目3462个,联系审批部门7789家(次),完成审批事项8556项,项目的实际办结时间平均提前30%左右,有近20个搁置一年以上、有价值的投资项目得到实质性推进。

  据浙江省发改委统计,除了率先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还有多项政府领域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如率先开展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改革试点,探索“省管县”财政新体制;率先建立化解乡镇债务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率先建立门类齐全、运作规范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等等。

  “这些改革带来的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是除了民营企业机制优势之外支撑浙江经济的‘另一条腿’。”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建平说。

  兰建平说,早年浙江经济多发源于个体创业和家庭工业,由于本地资源缺乏、外来投资稀少,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奉行顺应市场化取向的“无为而治”,但随着产经规模扩大和竞争领域不断扩展,特别是在去年以来应对金融危机中,政府“有形之手”在保稳促调、推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

  重新定位

  2008年3月,浙江著名民营企业飞跃集团因资金链断裂引发财务危机,随后半年多时间里,飞跃集团在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级政府帮助下实现了核心业务重组成功,这家入选“中国十大世界影响力品牌”的民营企业得以保全。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说,如果不是政府出手及时,飞跃“重生”不会那么容易。

  在拯救飞跃的过程中,椒江区和台州市提供了9500万元财政借款,浙江省政府帮助协调使各家银行达成了特殊时期“不压贷、不抽资、不起诉”的协议。“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省里提出的‘保稳促调’落到实处。”椒江区委书记王建平说,一方面,保住飞跃集团就是保住飞跃集团众多的配套厂商,另一方面,要引导飞跃集团调整产品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杭州市委常委、萧山区委书记洪航勇说,危机时期,政府尤其要强调服务意识。早在2008年上半年,萧山区通过基层调研就意识到经济形势的微妙变化,并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与企业家一起分析形势,在第一时间出台了积极有效的企业帮扶措施,减轻企业负担5亿多元。这不仅使企业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也使萧山经济率先企稳回升。

  “大社会、小政府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但并不能简单地说政府越小越好,”兰建平说,政府规模精简程度是与社会自我管理服务能力相对而言的,现阶段,浙江正处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处在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更需要强调的是引导转型、推动升级的政府责任和帮助企业、居民渡过难关的政府服务。

  今年5月,浙江省委召开十二届五次全会,明确提出了深化产业转型升级机制建设的要求,包括建立健全新产业的培育引导机制、优势产业的扶持机制以及落后产能的淘汰机制;加快形成有利于推动企业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继续破除各种体制障碍,支持民营企业依法进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公用事业和国防科工等领域。

  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陈一新说,当前浙江正处于经济企稳回升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必须把抓发展与促改革结合起来,“改革的衡量标准,仍然是能否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突出“扩权”

  在浙江的政府管理体制创新中,“省管县”财政体制是知名度最高的一项。“浙江县域经济发达与‘省管县’财政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三农问题专家、原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说。从2003年起,国内多个省市曾陆续到浙江学习“省管县”的经验。

  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与“省管市、市管县”模式不同之处在于,省财政制定财政收支划分、年终结算时,市财政与县财政都是平等的,两者没有结算关系。同时对贫困县市实行“两保两挂(钩)”,地方收入增长越多,省财政的补助和奖励也越多。因此它能有效推动县域经济向内寻求发展动力,促成了内生性民营经济的生长和繁荣。

  在此基础上,浙江省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积极推行强县扩权改革,在1992年、1999年、2002年、2006年4次对部分经济强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实现了从财政“放权”到行政“放权”的跨越。在这过程中,浙江一些县市开始了强镇扩权的探索。

  今年8月,浙江发布实施关于加强县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若干规定,第一次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将上级政府部分管理权限赋予县级政府,同时明确“放权”的对象从经济强县扩大到全体县(市)。这次权力下放的事项除前几轮试点行之有效的349项,又新增94项。据测算,全部落实后,平均每年为每个县(市)老百姓节约费用可达1000万元左右。

  “从原先对部分县市的扩权到如今的全体县市扩权,意味着浙江将为县域发展提供普惠公平的制度保障,并提高县级政府应对当前经济困难的能力。”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广胜说,行政权力下放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能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从而更直接、高效地为企业和百姓提供服务。

  “扩权强县”引发的更为积极的畅想是,通过全方位的“放权”实践,有望进一步为削减行政层级的尝试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

  在“深水区”前行

  基层人士反映,目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走过了改变服务态度、提高办事效率的初期阶段,一些深层矛盾正在暴露,比如审批事项仍然过多、法律法规之间相互冲突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已不是审批服务中心所能解决的。

  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的“放权”改革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下放过程中难免会有“含金量”不高的质疑,比如有时下放的是已经停止过期的权项,有时存在责任下放、利益不放的问题,一些垂直管理部门也没有参与到“放权”改革中来。

  浙江一些企业家和经济界人士认为,由于特殊性的国情,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行政主体的思想观念和行政效率往往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深度,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审批配给制度更直接影响经济发展进程。从长远来说,通过实行“省管县”二级行政体制来“放权”将是一条有效途径。

  “当前正在实施的扩权强县,只是新一轮扩权改革的开始,还不是全部。”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2009年5月召开的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体会议上说,深化改革开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浙江省要在坚持解放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努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赵洪祝表示,下一步,深化扩权强县改革的重点是向“两头”延伸,一方面推进扩权强市,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市的集聚力和辐射力,另一方面要推进扩权强镇,进一步激发中心镇发展活力。省直部门要进一步了解基层真正需要哪些权力,研究哪些权力可以进一步下放。
 


 

(来源: 瞭望 )

(编辑:www.adminbu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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